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氯丙嗪的出現，引領了生物精神病學和心理社會精神病學的一次根本性改變，見證了收容所里忽視和令人絕望的治療就此終結。
從莎士比亞《李爾王》中的瘋子湯姆，到安納托爾·李維克《毒龍潭》中令人卻步的紐約精神病院中的尖叫者，未經治療的精神病，其景象、聲音和氣味已經徘徊了數個世紀。后者是1948年最令人震驚（16歲以下的兒童不許入內）的電影事件。
在1921年在其所著的《一名收容所醫生的經歷》中，退休的全科醫生蒙塔古·洛馬克斯描述到“瘋子在我們公共收容所的難治患者病房中。殘忍、缺乏感情、反叛、貪婪、惡毒……他們習慣于爭吵和污穢，本人骯臟且惡臭”。
不斷擴大的瘋人院系統中，小心掌控的治療單調乏味，這便是瘋人院的映照：一座座收藏經過認證的監禁者的瘋癲博物館。
但是從20世紀40年代起，大學研究機構和企業制藥公司開始忙于合成新的化合物。1926年人們認識到乙酰膽堿是一種神經遞質，1937年發現抗組胺劑，1943年發現了麥角酰二乙胺。
被精神病恥化、危險化、部分精神分析化，但更多的是無望的精神病學及其患者，當時接受了新型軀體療法，例如胰島素昏迷治療、電休克治療及腦白質切除術。鎮靜劑例如溴化物、巴比妥酸鹽和三聚乙醛得到應用，其中三聚乙醛被過度用于“吵鬧和棘手的患者”中。抗組胺藥中的吩噻嗪類，藥物4560RP，后來被稱之為氯丙嗪，是由羅納普朗克實驗室的化學家保羅·卡朋特在1950年合成的。
一位法國外科醫生，亨利·萊博瑞特在1949年開始進行抗組胺藥物實驗，用來為休克士兵手術時進行輔助麻醉，他發現某些患者不知怎么變得出奇地平靜。到巴黎之后他轉向新藥4560RP，希望可以加強自主神經系統阻斷。他開發了“冬眠合劑”，包括哌替啶、異丙嗪、氯丙嗪，可以喚起一種“冷漠狀態”，并推測這可能在精神病學中是有用的。他說服了幾個持懷疑態度的精神科同事進行嘗試，在1952年1月19日，為一名24歲的躁狂男性注射了氯丙嗪。他們在巴黎醫學心理學會會議上的報告中，描述了患者如何閉上眼睛陷入數小時的平靜（雖然他的面部表情仍然顯得相當瘋狂）。3周之內他的癥狀有很大程度的緩解，并且可以打橋牌了。但是，他同時還接受了電休克以及一種鎮痛藥和巴比妥類藥物治療。因此，這是否就是氯丙嗪的一種特殊效應呢？
數個研究就此開展，但是巴黎圣安妮醫院的皮埃爾·戴尼克及其助手吉恩·黛莉最先發表了論文。他們用注射氯丙嗪75mg~150mg/日的劑量治療了38例精神病患者，在1952年5~6月向巴黎醫學心理學會報道了他們的發現，并將其發表在當年的《醫學心理學紀事》上。
戴尼克在1970年對此進行描述，評論說試驗時期的藥物信息不足（有些人群中效應，出現在動物實驗報告之前），同時“突然，護理人員對此產生了極大興趣，而他們通常對創新持保留態度。”病房轉型，“精神分裂癥的攻擊性和妄想狀態都得以改善”，而且可以與患者重新建立聯系。認為治療需要連續、長期的戴尼克，指出了行為和癥狀的改善，還有“精神淡漠”的副作用和異常運動障礙。
雖然頑固的美國精神分析學家仍然認為其不能取代“分析取向的心理治療”，但到1954年時，氯丙嗪已經受到廣泛應用，并且在加拿大、英國和美國進行了雙盲試驗研究。
由于藥物的聯合效應（和副反應），在1955年法國研究者決定稱其為神經阻滯劑（“掌控住神經元”）。從1956年開始，英國精神病收容所的人數開始急劇下降，而且在接下來的幾年里，抗抑郁藥物和抗精神病藥物大量涌現。一個真正的生物與社會心理精神病學的新世界開始了。
如果沒有發現如氯丙嗪等藥物，我們可能仍然像蒙塔古·洛馬克斯一樣,見證對患者悲慘的禁閉——一個令人絕望的治療環境。然后，醫務人員的角色會接近于一個飼養員：喂食、擦洗、并強行治療數百個“癡呆”患者。
精神科工作人員會基本上與內科和外科同事隔絕，并且人員質量差、容易受到嘲笑。弗洛伊德的傳記作者歐內斯特·瓊斯，仍然記得在他們的會議上關于精神科醫生的笑話，討論“多種多樣的丘伯保險鎖”。
我們的現代、多種技能的精神衛生工作人員,包括護士、職業治療師、心理學家以及社會工作者，可能永遠不曾因為任務需要而出現。由于患者表達不清、自閉于內心世界、并且語詞雜拌，以及照料者的反感和絕望，對患者和照料者的現代關注也會成為不可能。
全世界的精神病（精神分裂癥和嚴重的雙相情感障礙）終生患病率約為2%~3%。疾病的影響是長期的，導致功能下降（即自我忽視和社會排斥），有時甚至是致命的，10%或者更多的患者會自殺。我們很難不將氯丙嗪視為一種精神科的青霉素，它可以使患者與照料者得以交流，并且改變了我們對于人類功能的理解——神經心理學方面、人際方面和進化方面（針對大腦前部的基因突變可能會攜帶精神病罹患風險）。
更重要的是，現代精神藥理學動態反映了大腦功能，使情緒和判斷的非道德評價變成可能，同時幫助我們理解思想史和難以捉摸的野獸“人格”本性。
每一個臨床醫生都渴望更有效、更安全的治療措施，無論是抗精神病藥、抗抑郁藥、抗焦慮藥，還是抗生素。但是，精神病學研究的圣杯可能還是在于確定性的測試或篩查，這些測試或篩查可以破解診斷，并將精神病學和醫學科學聯系起來。然而，那些已提出的精神分裂癥基因標識物，往往會吸引人壽保險銷售者和優生學的關注；患者更喜歡與他人交談，而不是被篩查；而且臨床技能會在技術化中慢慢流逝。
但是，如果發現氯丙嗪所帶來的進展，意味著我們可以取代這些不甚明確的言詞，就像用精神生物學的單胺缺乏綜合征來描述抑郁癥，用顳葉多巴胺功能亢進來描述偏執型精神分裂癥，那么，我們還可能消除仍然困擾著精神疾病患者的怪物——恥感和忽視。